雪山俊麟

      惊闻先生去世，转博文几篇，以表悼念之情。

柏杨之后，有谁真诚追问

    2008年4月29日，柏杨去世；以此上溯72年，鲁迅去世。盖当年鲁迅猝然辞世，文化界颇有忧虑，“民族魂”不存，国人痼疾将日深矣。还好，鲁迅之后有柏杨横空出世，是为旗帜，也是异数。“酱缸文化”、“丑陋的中国人”等关于国民性的深刻批判，在文化界掀起狂澜巨浪，余波所及，也影响到了一般民众。这也是我们现在纪念柏杨的群众基础。

    这个基础，让柏杨的离去成为这个春天一个有意味的话题。很多人都在忙着发掘、感怀和纪念。纪念他痛快淋漓的独立批判：“不为帝王唱赞歌，只为苍生说人话”；感怀他九死不悔的坚持姿态：“吴刚伐树我洗缸，古今相遇一感伤”；发掘他有破亦有立的文化精神：“人，之所以为人，第一是要自己有尊严；第二是要尊重别人的尊严，而且是诚挚地尊重。”
    
    令人不免感伤的是，体现在柏杨身上的很多价值，在眼下这个时代，在很多人的那里，都无可奈何地成为了一种绝响。大家心知肚明，所谓追思，更像是一次虚妄的文化招魂。魂招来没有不清楚，文化真的有些凄凄惶惶了。文化为什么凄惶？因为很多的文化人都高蹈了远引了。充塞于我们生活的，则是从鲁迅到柏杨一一批评过的虚浮、热疯、狂妄、器小易盈之人事。更可怕的是，一个民族曾经拥有的理性，往往被个体的自大狂裹挟而上升为国家意志，转而，渗透于我们的日常生活。
    
    有论者因此说：柏杨去了，中国人依然丑陋。实际上，丑陋的不是中国人，而应该是那些顽劣的文化基因。那些知识分子原本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、吸纳世界文明的基因，然而却在人事苍茫中迷失，成为孔子批评的“乡愿”已经是底线了，更有沦落为明火执仗的帮凶和施虐者。这样的世界，即便有一个柏杨在，又能奈何？但没有了“这一个”柏杨，人间世便少了些让人警醒的声音。
    
    还好，文化巨擘总归是有传承的。鲁迅之后有柏杨，柏杨之后，后继者在哪里？以我们所生活这个时代整体的丰富性和局部的荒谬性而言，我们愿意乐观地相信，一定会出现能够继承从鲁迅到柏杨以来独立批判精神的后来者。当然，世易时移，批判者可能不会再有如鲁迅那样“民族魂”的独立高标，也不会再有如柏杨那样“十年小说、十年坐牢、十年杂文、十年著史”的传奇经历，但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”，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心灵磨难，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感慨悲歌，一代人也自有一代人的卓越风姿。
    
    尽管鲁迅、柏杨二者的个人禀赋、文化生态、生活环境虽有差异，但都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修养，有着独立不羁的批判精神，也都能够从具体的文化研究入手，以点滴细碎的建设塑造中国人的美丽心灵。他们强烈的批判精神，也都是建立在对威权政治下群氓世相的针砭之上的，破中有立，心中都有一个“美丽的中国人”作为最高指归。
    
    很少人能够再有他们那样的修为了，那已经成为一代文化人难以企及的典范。不过，他们“拔剑四顾心茫然”、“荷戟独彷徨”的孤独，在眼下大概是不会被复制了。犬儒之外，我们这个时代也产生了大批有着独立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族群，他们勉力工作，认真批评，虽然没有“大家风范”，却也不乏叩问灵魂的风骨；虽然生活比较优裕，也不妨害“独立之思想、自由之精神”的表达；可能会有些世故趋利，但却能够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真诚的追问……柏杨可以无撼了。
    
    柏杨去了，我们很想念他。但愿我们的想念能够使天国里的人灵魂安宁，也能够让依然行走在泥泞中的中国人继续勇敢地走下去。毕竟，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，向来就不乏勇敢的言者，“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。大胆地说话，勇敢地进行，忘掉一切利害，推开了古人，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！”（鲁迅语）如此，则国家幸甚、民族幸甚、人民幸甚。

    如果说以前的文化人、思想家，是以作品叫大家向往，能在精神层面引起受众共鸣并赢得亲近，如今，很多人却是以上镜次数、引起争议的话题等，而被人记住，文字里的意义相对冲淡。柏杨的名字已很遥远，远到了教科书里，而时间的覆盖性和山景的变化多端，也使他的面目模糊而具有多样性。

    李敖笔下的柏杨，不免多疑和小气，与权贵者的周旋也首鼠两端。而“锵锵三人行”里，柏杨在其最后一任太太张香华的风趣形容中，又是个小心诡诈周旋于前房与后房之间的男人了；著作等身，警句却不再来，他更像平常人了。89岁的人生丰富多彩，可以千山万水，可以赤橙红绿，叫我们羡慕。

    也许只有尼采的直言才能洞穿千年的麻木和铁屋子的黑暗，使柏杨有分量的却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憎恨。因为柏杨的出现，许多热爱中华的人展现了他们的道德力量和精湛研究。

    感谢信息的不受阻碍，我知道了更多的柏杨。从“符号”而“全身”，他也不免被清算，被起底，被抹黑，连他的民族属性也有谣传，揭其鹦鹉学舌斥其哗众取宠者有之，说他是勇士的和骂他为烂人的一样多。“要是一个医生不好好给病人治病，却整天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病人，那当然不可能治好病！”认识他的“短板”，并不费力。

    “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，印证了柏杨《丑陋的中国人》的正确……”———这又是可怕的联想，难道老电池还要给精英们站一回台吗？普通老百姓的义愤感情，若总是百流归海般地蒙受“义和团”之污名，那就是埋伏笔和存债务了。

    还是杂文时代。不对呀，那时没有磁悬浮，没有证监会，没有艳照门，更没有许霆案件的大逆转。全民乱讲有没有柏杨的开拓性功劳？被巨多的人在乎，他活得真是很成功。“吴刚伐树我洗缸”———连他的自吹自擂都那么率性和直白。数十年过去，中国人没有失掉自信心，也不缺自省心。

    柏杨歇了，我们仍在路上。

缅怀柏杨,一个勇于保持真诚的中国人

   据中新网4月29日电，知名作家柏杨29日凌晨一时十二分，病逝于台湾新店耕莘医院，享寿八十九岁。这消息让人猝不及防。尽管先生沉卧病榻日久，如此遽然驾鹤西去，不能不令人震惊与黯然。

     说柏杨，似乎永远都无法回避《丑陋的中国人》。每个人都有精神谱系，每个人都有心灵皈依的精神导师。犹记得当年读《丑陋的中国人》的惊悚经历，书是借别人的，但短短时间的阅读感受却是心惊肉跳，心智受到巨大的撞击。

    先生十年小说、十年坐牢、十年杂文、十年著史，著述等身，一生中留下数千万的文字；先生“一生偃蹇困顿、颠沛流离，为民生、自由、平等几致引来杀身之祸；曾经身陷囹圄、家庭破碎、妻散子离、多数友朋形同陌路，其坚持民主、自由之精神令人感佩”(柏杨文物馆馆长张清荣语)。有人说，柏杨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对自由、人权与平等的考量。斯言不谬！

    在当下，我们重读柏杨，尤具有现实意义。《柏杨曰》大陆新版序中有这么一句话：不为君王唱赞美歌，而只为苍生、为一个“人”的立场和尊严，说“人”话。在辫子戏泛滥成灾的当下，一些人不遗余力地讴歌君主，替皇帝代言“好想再活五百年”，有多少编导关注卑微的庸常的个人叙事？当歌德派大行其道，知道分子、知利分子、知乐分子遍地出没，有多少人还时刻保持痛感？有多少人说“人”话、做“人”事？

    有人感叹，当下，所谓的“国粹”被涂以道德油彩，给人以为文化招魂的感觉。对凡是与传统有关的事物，动辄奉上一顶“国粹”的高帽，做一些远离实际的吹捧。当传统被奉为圭臬，当伪国粹沉渣泛起，又有几人能像柏杨一样挥舞着手术刀，刺向虚假的旧体制？

    柏杨对中国人的人性批判可谓鞭辟入里。且看他的一些论断：

    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，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，但似乎没有一个社会和没有一个民族，像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疯狂，和这么深入骨髓；

    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，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，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？不但受外国人欺负，更受自己人欺负──受暴君、暴官、暴民的欺负；

    没有包容性的性格，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，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，不够平衡，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，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；自卑的时候，成了奴才；自傲的时候，成了主人！独独的，没有自尊；

    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？因为没有安全感，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，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：只要声音大、嗓门高，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，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；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这些话至今读来，仍让人大汗淋漓，如芒刺在背，但又不得不叹服先生目光如炬，一针见血。至于他用“酱缸”这一意象去讽喻传统文化的糟粕，以及他批判传统的“谎言文化”，无不鞭辟入里，启人深省。所谓“爱之弥深，恨之愈切”，先生檄文不断，正因如此。柏杨夫人张香华说，柏杨最大优点就是很温暖、热情、嫉恶如仇。惟其如此，才会饱含深情地解剖历史、剖析人性。

    不要认为先生只会破，不会立。被称为《丑陋的中国人》续篇的《我们要活得有尊严》，为国人重塑尊严提供了明晰的路径。先生通过峭拔凌厉的文字使读者明白尊严的个中精义，提倡国人具备最基本素质与处世姿态。诚如柏杨坦言：“八十年走过崎岖路，凝聚为一句叮咛：人，之所以为人，第一是要自己有尊严；第二是要尊重别人的尊严，而且是诚挚地尊重。”在当下社会转型期，尊严仿佛是奢侈的，因为许多人的生存状况是困蹙的、艰辛的，他们缺少的正是生存的尊严。该如何让每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？

    “吴刚伐树我洗缸，古今相遇一感伤；千年挥斧树仍在，井蛙洗缸费思量；屈原徒怀家国恨，谏臣鲜血洒刑场；多少捶胸扼腕事，端赖几人不寻常。”这是柏杨的夫子自道。正如鲁迅永远不会过时一样，正如鲁迅被人嫉恨一样，柏杨也被一些人骂为“恨自己同胞的蟊贼”，但是，柏杨终将因他的赤诚而伟大、而不朽。

    虽然事隔20余年，但至今仍然不能否认，柏杨对国民性的批判乃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大事件。这一批判上承鲁迅一代，是因抗战和内战而中断的文化启蒙运动在当代的延续。柏杨在上世纪80年代的雄起，可谓是时势造英雄，他准确地踏上了中华民族的时代大势。柏杨出狱之后适逢两岸的政治气候皆从严冬向春天转变。上个世纪70年代末，大陆已经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开放，到1985年各种西方学说也几乎都找到了在中国的传人。而此时，台湾也正处于政治解冻的前夜，岛内也日渐宽松。这也许是巧合，也许是共同的文化根基所决定。对于两岸的知识分子来说，没有政治解冻这个前提，国人的思想解放也就不可能一日千里。当然，也不可能在社会上出现对传统文化、国民性反思、批判的思潮。柏杨恰恰就是中华民族在开始摆脱其酱缸文化的特质之时，开始了对国民性的批判。这一批判的方向直指现代国民性的再造。

    风云激荡转眼间20年已经过去，当年的文化斗士已经驾鹤西去，当年的命题却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。从大陆到台湾，乃至到海外的华人社会，似乎人人头上都还顶着柏杨老先生给我们盖的印戳。或许有些人可以漠视这个印戳的存在，或许可以以丑为美而幸福地活着，但是，如果柏杨的去世仍然不能让我们正视“丑陋”的存在，那么，这个世界上能够拯救我们的东西恐怕就不多了。